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丘眉
通往独立之路有多远？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岂是“命途多舛”能一语道尽。
“3月19日，中行第十五届股东常会在上海如期举行，值此‘国家多事之秋’（陈光甫语），说起一年来的营业成绩，众人都有进五步退十步的感觉，甚至掉进了‘欲进且止’的怪圈。一个国家金融业的盛衰成败，要之在于政治安定、社会繁昌，可是今日以往，论政治则连年内战，四分五裂，论社会则灾害频仍，匪乱遍地，政治无一年之安定，社会几濒于破产，银行业何能独自滋长繁荣？”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赵柏田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入选2022收获文学榜·非虚构榜
赵柏田先生新著《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提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国银行股东大会年度报告的开章，张嘉璈就指出，前一年由于遭受“九·一八”事变、长江水灾和“一·二八”事变，“遭民国以来未曾见之国难，无异积弱之身，忽染时疫，百病齐发”。
张嘉璈这份报告，表明了彼时中国银行超然于政治斗争、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对当局一贯的财政措施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行动不无微词。发源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波及全球，再加“九·一八”之后大片国土和资源沦于敌手，报告一再指出中国内地农商俱废、百业凋敝。金融方面，则大量资金集中于上海，血脉不畅，若不改弦更辙，停止军费开支对国家财政的重轭，则经济崩溃指日可待。张嘉璈说：“要之内忧外患之来，由于政治不良所致，一般社会，同受政治不良之影响，吾中国银行，亦岂能例外哉！故此一年中，本行营业获利之成绩，实无以告慰股东。”
张嘉璈(1889.11.13—1979.10.13)
过去一年乏善可陈的金融业绩，自然对于报界而言也容易失去关注度。但是，就在这一报告中，张嘉璈加入了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一段宏论，而这正体现了中国初代银行家的启蒙精神和家国情怀，这也是张嘉璈这一代银行家留与今天的丰厚遗产。
远见
一个银行家的国民性改造呼吁
张嘉璈说，世界经济的整体消沉，再加上中日纠纷，把历来安于幼稚经济组织的中国，拖入了不景气的狂风骇浪中。推溯病源，有人说是全球生产过剩，有人说是关税障壁，有人说是现金分配不均，有人说是中国深闭固拒，不予日人以消化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之出路遭至反噬。在他看来，都是错，无论世界问题、东方问题，其受病之源，错综纷纭，绝非局部治疗所能解决，恢复世界繁荣的根本之道，在于必须彻底变易国民心理，改造国民性。
在他看来，人类心理的进步，未能同科学物质的进步保持同步，正是造成今日世界悲惨之局的最根本原因。欧美各国，科学高度发达，而其国民心理“仍未脱十八世纪之偏狭利己的国家思想”；日本近十年物质之进境，固有赖于国外市场之发展，其国民心理“犹明治以前尊皇攘夷之思想，以国家称霸开疆拓土为国民之荣誉”。欧美各国国民心理不变换，则不能恢复相互之信用；日本国民心理若不变换，则不能永绝中日之纷争。
“更以吾中国国民言之，以世界科学突飞之进步，而尤自诩其四千年之文化，以世界经济竞争之剧烈，而犹迷于四百兆人民地大物博之陈说”。要是不变易这种猜忌、自大的陈腐心理，不走出那种尚空谈而不务实务的思想惯性，那么，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以吾人敢断言之曰，欲恢复世界之繁荣，必须彻底变换人类之心理。”
彼时，中国银行股东会次日，1932年的沪上中西各报都登载了报告节选，并突出了张嘉璈的变易国民心理之说。《字林西报》刊出时改题为“一个银行家的善良之忠告”。这一标题，或在某一个角度与《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这一著作中的“银魂”相互呼应了。“银魂”者，中国初代银行家魂魄所寄也。
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刘连舸在给《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书写的“序”中表示：“我私心倾慕于张嘉璈这个前辈，不只因为他品行的‘高、洁、坚’和炉火纯青的专业水准与职业精神，也不只是因为他在中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全方位改革，‘定基层’‘立屋柱’‘打图样’，为我们今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位前辈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的一种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一种家国担当，也是这一代银行家的魂魄所寄：建立不依赖于外部的、独立的金融市场，培植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
1930 年1月,张嘉璈(右五)与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同人合影
风骨
“不屈从的勇士”
“独立”，可以说是张嘉璈这一代银行家魂魄中最为关键的话语。但是，通往独立之路究竟有多远？却是张嘉璈远远未曾预料的。
188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城（今上海市嘉定区）的张嘉璈，是典型的“寒门子弟”。其祖父以举人身份任四川内江县令、邛州知州，在川十余年，有政声。辞官后，退居乡里，始定居嘉定县城。因他是州县一级的官员致仕，饶有财富，家中收藏有许多古董、字画，精于鉴别，是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鉴赏家。张家子女幼年时，家里还收藏着祖父做官时的两顶轿子，祭祀时方隆重请出，一般人不得近前。
青年时代的张嘉璈
1902年，14岁的张嘉璈考入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上海广方言馆，乃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现代转型之初洋务运动这棵树上所结的一枚小果。当时风气未开，科举仍被视作读书正途，入读广方言馆虽有每月一两银的津贴，但经济稍好的家庭很少愿将子弟送入馆中，入馆学习的大多是寒门子弟。广方言馆每周上课7天，4天读英文，3天读国文。
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第一次会议官商合影
1913年12月，经彼时中国银行总裁汤睿举荐，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近代华资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地位无可撼动。这家银行的前身，乃是开张于1904年的户部银行（四年后更名大清银行）。1908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及银行货币科的张嘉璈，此前在国内遭遇了政治热望的一次次扑空。他的现代财政货币知识之树想要扎根，中国银行被其视为一片沃土。作为一个中国金融界的年轻人，两年后，张嘉璈在日记中就已经表达了“凡足以促进行务日趋现代化之措施，靡不竭力推动，使其实现”的志气。又过了些时日，在1916年5月，张嘉璈与彼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道，对政府停兑令不惜冒生命危险抗命，使得上海金融市场躲过了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并因此被中外报纸称为“不屈从的勇士”。
因主张拒绝停兑命令，以至北京金融界与中行各大商股股东对张嘉璈极具信心，1917年7月，张嘉璈应梁启超之邀北上兼任总行副总裁。从这一年8月到北伐战争爆发，任职北京十年，不管政局如何变动，张嘉璈致力在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国银行成为一家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在张嘉璈的建议下，1913年版《中国银行则例》得以修改，要点有三：限制对政府垫款，整理不兑现的“京钞”，把董事的选举权集中到股东大会。新则例颁布后，中国银行股本改为先收1000万元，不分官商股，随即在北京成立股东总会，标志着中国银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之后，中国银行总行仍然处于每次政经冲突的旋涡中心，不免时时迁就政府要求，牵累分行。为了与军头们对抗，1921年，各分行经理提出，总管理处与政府过于接近，他们不想被绑架，于是议决成立行务委员会，由分行经理任委员，使各分行随时明了总行与政府之关系。“总行不经分行同意，不便移用分行资金”，所有应付政府借款之事，悉由总管理处任之，以免被政治动荡所波及。再至1923年底，北洋政府财政日绌，将所持中行官股五百万元也出售了，只留下象征性的官股五万元。至此，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99.75%，中行可以说已经完全商股化。这一年的《银行周报》上，张嘉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银行业最危险的倾向，是“喜与政府为缘，以与政府往来为惟一之业务”。中国银行挤干了官股，终于可以说这么硬气的话了。
但是，这远非到达了“独立”之终点。9年后，前述的民国二十年年度报告，揭示了中国银行正在陷入更大的政经旋涡中心。而且，张嘉璈个人还失去了最初的无限勇气。
道德
期待一代“新人”
在《字林西报》刊发的重点上，《申报》在摘录报告发表时借题发挥道，张嘉璈的变易人类心理之说，还不够彻底，应该更进一步，“变更社会组织之基础”。张嘉璈在年度报告上关于改变国民性的宏论引发了更大的反响，但是，这却叫张嘉璈慌了，担心再讨论下去就会溢出原先的话题，煽动激进，慌忙给报界打招呼，停止转载讨论。
结合《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及相关资料来看，前述年度报告，揭示了张嘉璈更为重要的一个转变，对于“道德”的期待，对于金融界具备“道德”的一代“新人”的期待。
但是，张嘉璈反感在道德前面冠以一个“旧”字。诚然，银、钱业放款，总以债务人的信用为第一要义，货物抵押，不过是辅助手段，但信用和道契，正是一个国家新式公民的素质。他不止一次说，中国银行至有二十余年之光荣悠久历史，正在于将行基筑于“法治”“道德”“经济”三个元素上，务使每位同人具备守法的精神、道德的观念和经济的常识。道德是补助法律之不足的，中国的情形，先则在上者目无法纪，于是人人玩法毁法，一般人民以为法律既可不守，则道德更可不讲，因之，道德观念日渐薄弱，弄得公德、私德，一概茫然，什么叫“做人”都不晓得，更哪里谈到“救国”？因为做人爱国，都是从道德精神里发出来的。
那么我辈人的道德观念在哪里呢？张嘉璈只举两例，已足以说明：“如洪宪的停兑令，当时（中行）沪行未尝不可遵行，因为就是停兑，亦是服从政府命令，无亏职守，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个命令，为的是银行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就是道德观念。还有好几个行长为了反抗督军省长强借款项而被拘留，其实他们又何尝不可服从敷衍，既可保身家的安全，还可得官厅之欢心，但是他们想到对于存户持票人及股东的责任，就发生了反抗的旨意，这个责任心，当然发生于道德的观念。”
抗战时期的张嘉璈
1931年的年度报告之后，张嘉璈与其心中的“独立”越行越远。直至1949年5月前后，张嘉璈离开上海居港的日子里，在读报时得知立法院少数委员联署提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张三家征借10亿美元。他掷报于旁，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指他为新豪门并拥有大量私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张嘉璈当即致函行政院，请求派人彻查财产，声明若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甘愿一律贡献国家。同时，他还把此函交中央社发表。之后，张嘉璈辗转澳大利亚、美国，“或继续撰著，借卖文为活，不必专门任教”。其间，床头金尽，饱受困厄，在常人看来的大不堪之事，在他却是一生清寒之明证。他乐于拥有这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聚焦
追寻现代中国的脚步
2015年，赵柏田起心发愿，穿过各种事件交织的丛林，把目光聚焦于现代性转型背景下，讲述一段肇始于大革命时期、终结于1949年的置身金钱政治旋涡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
张嘉璈，这位中国现代银行制度最初的奠基者，因其民初就进入中国银行，服务垂二十三年，一部金融史上的重要节点一一经历，鼎革后又远渡重洋，从当事人的角度，对吞噬了一个政权的通货膨胀尤有深刻反思。赵柏田认为，其一生行状、教训和经验一样重要。一部中国近代金融史，他堪称当中的枢纽人物。是以，终于在2022年有了《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这一本张嘉璈的国内首部传记。
赵柏田是因着对现代性转型的追寻，聚焦了张嘉璈，因此，以张嘉璈为线，《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或许更为侧重的是张嘉璈的时代。那一代新式银行家，怀着梦想与野心，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面对世界，努力将一个刚刚走出王朝循环固始模式的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
那一个时代，不仅仅是新式银行家登台的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大时代，军人、学者、政治家一干人等风起云涌。不管是张嘉璈，还是其他新式银行家和实业家们，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启蒙，丝毫不弱于其他领域的巨子，却尚待更为完整的呈现与认知。而这一点，正是《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最为闪耀之处。
大清银行兑换券(正)
民国元年发行的印有黄帝像的中国银行兑换券
193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
书摘
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民国成立以来，财政年年入不敷出，端赖中、交两银行垫款与发行公债以资弥补。公债发行量至1920年将近四亿元，未偿还余款达三亿一千七百万元，按照各项公债条例，依期还本付息，年需将近四千万元。财政部每遇付息还本，就向各银行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约清偿，致银行拒绝再借。此种竭涸情形，传播遐迩，导致政府信用越来越低。
1921年11月中旬，突发津钞挤兑风潮。风潮先在天津爆发，来势汹汹，两日之内，京津两地竟兑出银币上百万元，且波及到了汉口，也同时发生挤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深恐库存现金不敷应付，蒙上停兑恶名，一面决定限制兑现，每人以十元为限，一面迅速向各分行调集现款，再请当地信用较好的英籍会计师检查账目，证明资产负债实际情形。半月之后，风潮方始平息。
风潮过后，中行股票市价由百元跌至七十元。新招商股六百万元，正好在风潮发生之前完成，一些新招入的新股东，数月之间蒙受如此重大损失，对张嘉璈啧有烦言，甚至有人对他公开詈骂，尤以损失最大的纱厂股东为甚。为恢复元气，巩固行基，中行不得已实行紧缩开支，裁汰闲员。总行管理处由三百余人撤去大半，正副总裁和所有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自动减半薪。
张嘉璈认为，究此次挤兑风潮发生之原因，根子还是在于政治乱象毫无终结之象，在北方，直鲁两系暗斗日烈，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南方，则自军政府成立后，南北对峙，统一无望。中、交两行无法避免政府垫款压迫，谣言自然不胫而走。再加四国新银团前番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财政已濒破产，所有固定财源，除了地丁外，都已抵押殆尽，所剩零星财源，最多不过可以支撑一年，使人民信心又饱受打击。三个月前，新财长高凌霨上台之初，想发行十年公债三千万元，遭各地银行群起反对，便是民意的一种反弹，认为政府财政确已山穷水尽。
但他并不打算推卸责任。他说，此次发生津钞挤兑，自己实难辞其咎：“京津两处，向有中交两行不兑现京钞数千万流通市面，今一旦收回，市面筹码顿形减少，银根自必紧迫，吾当时尚无此经验，一心注意于收束京钞，而尚未想及收束之后果，至累及津行，铸此大错。”好在他既没兼任别家银行董事，也从无一笔徇私放款，终得社会与股东之谅解和信任。
到1922年初，政府财政更形竭蹶，公债基金岌岌可危，一些惟利是图的小银行没有看到风险逼近，明知抵押不确实，仍挡不住高利息的诱引，放款于政府，及至到期无法收回，只得悬崖撒手，动荡市面。有了民十一津钞挤兑的教训，张嘉璈如履薄冰，深恐一着不慎，再度引发市面恐慌，影响行基。来京五年，此时更觉做事之难。这一年张嘉璈自述文字，谈及政府财政，频有“国是日非，前途黑暗”“日暮途穷”等语，可见其心力交瘁，已萌退志。
有同业朋友劝他不必再枉费心血，脱离政府桎梏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组商业银行，维持社会金融，请他离开中行，出面组织。他说：“我决心留任，奋斗到底。”又说，从现在开始，他不再好高骛远了，早先抱有的建立健全之金融制度、统一货币、改进财政、辅助工商建设等理想只能暂时搁置，唯有脚踏实地，先将银行基础巩固好，“静待国家之统一，政治之清明”。
1922年的股东总会，因直奉战争爆发，推迟了整整一个月才在北京举行。王克敏、冯耿光、张嘉璈、李士伟、施肇曾等得以连任董事，张嘉璈复由政府简派连任副总裁。他联想到来京五年，迭经历次股东总会开会时的纷扰、京津两地挤兑风潮，以及最近发生的盐余借款银团的失败，感慨良多：
经过此次重大政潮（指“九六”公债案），及历届股东总会之纷扰，可谓四面楚歌，何以尚能幸存？乃知完全由于个人之操守廉洁，忠心为行，因之得到政府一二正派人物之谅解，及社会公道之同情。否则焦头烂额，不特早已去职，势将无容身之地。乃知道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他认定，是道德和操守最后拯救了自己，让自己在凶险莫测的北京官场免遭倾覆。他表示，他还要做得更透明，更无我，他甚至还表示，要把个人薪津收入，悉数交给行中庶务经管，以示不蓄私产、不存私心之志。日后，所有本人零用、家庭开支，全由庶务代为支销，若有人无端指摘，随时可将私人账本公开检查。至于某些股东背后对自己议论纷纭，他也将之视作训练民主政治的最好机会，尽力去了解对方的立场，凡事以“公是公非”为取决原则，这样也就避免了操切从事，加深怨尤。总之，“诚恳”和“容忍”，是他来北京五年，碰了无数次壁以后，所得到的最大的“体认与教训”。他相信，一个人真的做到了无我，他也就没有了敌人。
（节选自赵柏田著《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浙江文艺出版社 KEY-可以文化2022年版）
（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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