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湖北咸宁中院在审理一起猥亵儿童案中，发现通山县某小学教师邓某，曾在2014年因猥亵儿童行为被家长反映到学校。当时该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原学校调查后未作任何处理，又将邓某调至另一所小学继续任教。2020年，邓某利用职务便利再度犯案。

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大修后，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规定“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教育部也依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规，对加强教师资格证监督管理作出了明确规范。

平心而论，如果这些规定动作能落实到位，那些有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劣迹的不法分子，就能被提前“筛查”并“拒之门外”。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案中，邓某在犯事后，家长曾告上门来，也经过当时该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原学校的所谓“调查”，按说就该揪出“大尾巴狼”，以绝后患，结果却是“未作任何处理”，只是将邓某调至另一所小学继续任教。

当新的一起猥亵案件“曝光”后，邓某应当为其违法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有关部门对邓某犯案的查处，不仅是最新的犯罪活动，也包括可能的“余罪”。虽其猥亵违法犯罪已是9年前，但根据刑法规定，这一犯罪“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故而追诉时效为15年。

而且，对于邓某这种死不悔改者，基于有“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猥亵”等恶劣情节，一旦定罪，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也是邓某践踏法律所应获得的严厉惩罚。

　　当然，追责问责也不能止步。或许，在当时的该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原学校看来，“家丑不可外扬”，但这种包庇行为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也违反了法律和纪律规定。

有关部门在查办邓某案件的同时，也应同步进行“一案双查”，如果有关人员涉及包庇犯罪，以及违反党纪、政务纪律，也应严肃查处，这也是回归正义的应有之义。

　　□柳宇霆（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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