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篇《消费者忍痛割爱，全球牛肉需求承压》的文章引起了小编的注意。经济下行导致各国纷纷用替代品代替日渐高昂价格的牛肉。这一幕与1973年有点相似。
那一年， 植物蛋白首次被用来探索肉类的替代品。
1970年代初期寻找肉类替代品的加拿大人感到了希望。
“他们正努力用植物蛋白造出美味的产品，跟真货的外观、气味、口味相像。”
与现在一样，人们当时减少肉类的消耗，明显不是因为健康、环境或动物保护，而是因为口袋里的钱。
《环球邮报》1973年4月报道称，消费者购买肉类减少，在价格飞涨时选择便宜肉类。
一位多伦多的肉商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记者Digby Fodden说: "肉商中午之前制作了总重33磅的汉堡, 下午1点就卖光了。"
汉堡是牛肉馅、大豆蛋白物质、水、调味剂混合而成的, 每磅69分钱, 而汉堡肉每磅89分钱。
早期的肉类替代品诞生了。
当前的世界粮食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其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肉类生产则是不折不扣的重要因素。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人类需要大幅缩减肉类生产规模，为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同样需要大幅减少肉类消费量。人类应对这一紧迫挑战所做出的努力受到了来自道德、政治、技术以及文化多个层面的阻碍，其核心难点是如何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人民，大幅、快速地减少肉类消费。
少吃肉的第二个理由是肉类生产和消费会对公众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吃红肉（尤其是加工肉制品）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患病风险增加息息相关。不仅是肉类消费，甚至肉类生产也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风险，特别是当人们圈养牲畜时。因为这些养殖企业在狭小的空间里饲养大量的牲畜，并且往往缺乏相应的废弃物管理措施，极易污染空气和用水。畜牧业还将某些动物疾病（如禽流感、猪流感等）传播给人类：这些疾病可以通过人与牲畜的直接接触、农场的空气和水污染，以及食物本身传播。肉制品被食源性病原体污染（如来自动物消化道的大肠杆菌）则是另一个公共卫生难题，其解决有赖于从供应链中清除动物尸体。
肉类替代品业界的长期愿景是为消费者提供与他们平日喜爱并消费的肉类品类完全对应的产品或近似替代品。这些产品最终将与传统肉类价格相当，并且生产规模将扩大到足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如此一来，肉类替代品可能最终会取代大多数传统肉类的市场地位。考虑到肉类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负担和社会负担，未来肉类替代品的流行能否使生态环境、动物福利和公众健康实现“三赢”呢？
一些活动家和研究人员对肉类替代品持怀疑态度，当然，传统肉类行业对此也不乏批评。反对的论点有很多，例如，某些植物源性肉类替代品，其原料含有转基因成分（有些人反对其应用），还有人认为实验室培植的肉是虚假和不自然的，而传统畜牧业则纯朴自然，肉类替代品威胁到畜牧业的未来，使人们抛弃了传统生产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反对肉类替代品广泛应用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往好里说，肉类替代品终究没有解决人类食品生产体系违反道德的根源性问题；往差里说，它甚至依赖、支持并帮助延续这一有违道德的体系。
除了肉类替代品大行其道这一种可能，食品活动家对未来或许还有其他设想，其中之一便是使世界粮食体系得到彻底改造。粮食主权运动的倡导者则致力于确保少地或无地的农户、农民和原住民的权利，并主张加强对粮食和农业进行地方或区域性管制。粮食主权运动提出，要建立地方和区域性的、实行民主管理的小规模粮食体系，而非由跨国公司和政府间协议控制的全球化粮食体系。一些人主张对土地、水和种子实行公共管制，并尊重农民和原住民的耕作方式。
结论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尽管存在种种担忧，我们仍应该欣喜地期待未来肉类替代品的广泛使用。动物福利、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三个目标，一个稳赢，一个五五开，一个“有待观察”，这还是比深度依赖植物源性饮食来实现所谓的“三赢”要好，原因很简单，后者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而这种喜忧参半的结果当然也比目前人类饮食的现状要好得多。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未来图景时，应当考虑到三个重要注意事项和额外目标。第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肉类替代品只是解决了世界粮食体系中的一些不公正和道德上比较紧迫的问题，倡导使用肉类替代品并不能免除我们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奋斗的责任。第二点，我们应该接受替代性蛋白质产品，但要警惕概念炒作。我们应该像对待粮食体系一样对其投以批判的目光，并要求其在伦理道德方面加以改进。因此，第三点便是我们应该真正从伦理层面审视这一新兴产业，并阐明在伦理方面对该产业具体应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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